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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门修斯”之后又见“常凯申”
作者：高山杉
中俄国界东段划分，是政治问题，也是语文学兼史学
（philologico-historical）问题。说是语文学兼史学问题，因有多语本《尼布
楚条约》（拉丁、满、俄、汉、法文诸本）、《瑷珲条约》（满、俄、蒙、汉文
诸本）、《中俄天津条约》（满、俄、汉文诸本）、《中俄北京条约》（满、俄、
汉文诸本）摆在那里等待诠释，另有浩如烟海的相关史籍和档册。东西学人整理
并研究这些材料，自《尼布楚条约》签订时（1689年）算起，至今已有320年的
历史。在这个研究过程中，产生出无数的专著和论文，以至于“中俄国界东段划
分研究史”也成了一门独立的学术史科目。中央编译出版社新出清华大学历史系
王奇《中俄国界东段学术史研究：中国、俄国、西方学者视野中的中俄国界东段
问题》一书，正是这门学科的一本新作。
全书正文除“综论”和“后记”外，一共三章，分别叙述中国（包括港台）
学者、俄国（包括苏联）学者和西方（包括日本）学者的研究史。书后附录《尼
布楚条约》等界约的中文和俄文文本，并有简略说明，占去全书近一半内容（第
96-174页）。说句实话，上面我用“叙述”二字还算是客气的，因为此书本质上
只是有关研究文献的一个书目，而且是一个根本无法用于检索的书目。类似内容
的书目，东西学人都有编辑，但作者为何忽然编写这么一本出来，和前人的工作
相比有何贡献和进步，我们都看不到任何清楚的说明。此书著录的专著和论文，
绝大多数没有解题，更甭说作什么“学术史研究”了。不但如此，作者似乎连一
个简单的书目也搞不定，在翻译作者名和书名时频频犯下低级错误，不免给人留
下这样的印象：当今中国大陆学者尚无资格研究这类精微广大的语文学和史学问
题。我不通俄文，对第二章的内容不能验其深浅，现仅以第三章（第80-95页）
为例，挑一些最荒唐的错误分类列出，请读者一起来鉴别一下。附带说一句，箭
头（→）前是作者的译法，箭头后是我的译法，括号内对部分错误的性质略有说
明。
一、作者名的误译：
乔治（George N. Curzon）→寇松勋爵；林海青（Hsia Ching-lin）→夏晋
麟（作者还不如把Hsia Ching-lin还原成“林青霞”呢）；罗金帮（Lo
Jung-pang）→罗荣邦；常凯申（Chiang Kai-shek）→蒋介石; 胡良辰（Hu
Liang-chen）→胡良珍（这位台湾学者的论文《中俄尼布楚界约的检讨》在第25
页著录过，可一换成威氏拼音Hu Liang-chen，作者就认不出来了）；程天方
（Ch'eng T'ien-fang）→程天放；费尔班德（J.K.Fairband）→费正清（John
King Fairbank；作者多处把Fairbank误拼成Fairband）；苏春月（Hsu
Chung-yueh）→徐中约（Hsü Chung-yueh；关于“徐中约”，作者另外还有两
个译法，见下文）；楮东苏（Ch'?? Tung-tsu）→瞿同祖；福罗舒（Fu Lo-shu）
→傅乐淑；克里斯德或奎斯特（R.K.I.Quested）→郭玟曼；斯宾塞（Jonathan
Spence）→史景迁；林堂（Tang Lin）→董霖（William L. Tung;作者不仅颠倒
了董霖的姓氏，而且把Tung误拼成Tang）；林T.C.（T.C. Lin）→林同济；陈方
志（Agnes Fang-chih Chen）→陈芳芝；赫萨（T.A.Hsia）→夏济安
二、书名（论文名）及学术期刊名的误译：
《1689年尼布楚条约：鲜为人知的托马斯·佩雷拉神父日记对中俄首次交往
的案例分析》（The Treaty of Nerchinsk（Nipchu）1689; A Case Study of
the Initial Period of Sino-Russian Diplomatic Relations Based on the
Unpublished Diary of Father Thomas Pereyra of the Society of Jesus）→
《1689年尼布楚条约：依据未刊耶稣会士徐日升神甫日记对中俄外交关系早期阶
段历史所作之个案研究》（Thomas Pereyra或拼Thomas Pereira，为葡萄牙耶稣
会士，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时担任通译，汉名徐日升，作者在第102-103页提到
过，此处缘何不知）
《托马斯·皮埃尔日记中有关传教士与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关系的记述》
（The Jesuits and the Sino-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（1689）; The
Diary of Thomas Pereira, S.J.）→《徐日升日记：耶稣会士与中俄尼布楚条
约》（前书把Thomas Pereira译成“托马斯·佩雷拉”，此处又译作“托马斯·
皮埃尔”，本身就不统一）
塞贝尔利克（W. Seuberlich）《17世纪中叶的俄中关系研究》（Die
russisch-chinesischen Beziehungen im 17. Jahrhundert）→Wolfgang
Seuberlich《十七世纪俄中关系》（不知作者从哪里读出了“中叶”的意思）
《远东历史》（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）→《远东史研究集刊》
（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远东史系出版的学术期刊）；
《太平洋历史回顾》或《太平洋史评论》（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）
→《太平洋历史评论》
三、作者名和书名（论文名）的误译：
普菲斯特《1552年-1773年俄国在华传教士传记书目》（L. Pfister:
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
l'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,1552-1773）→耶稣会士费赖之神甫（Louis
Pfister, S.J.）《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》（有冯承钧汉译本，作者把书名
译成“俄国在华传教士”，实在莫名其妙）
福彻斯《满洲里地图集》（W.Fuchs: ??ber einige Landkarten mit
mandjurischer Beschriftung）→福克司（Walter Fuchs）《满文标注地图考》
（作者在第93页曾著录福克司撰、张星烺译《尼布楚订约研究提要》，却不知
“福克司”和她翻译的“福彻斯”是同一人；福克司是德国满文、汉学大家）
拉迪莫尔《满洲里的蒙古人》（O. Lattimore: The Mongols of Manchuria）
→拉铁摩尔（Owen Lattimore）《满洲的蒙古人》（作者似乎对“满洲里”有癖
好，凡遇见“Manchuria”的地方，一概译作“满洲里”）
福彻斯《茗燕图录》（Der Jesuiten-Atlas der Kanghsi-Zeit）→福克司
《康熙朝耶稣会士绘制的地图集》（作者将此经典巨著翻译成《茗燕图录》，可
能是误会了百度上的信息，请参看：http://pm.cangdian.com/Data/2006/PM...
茗燕图录》和Der Jesuiten-Atlas der Kanghsi-Zeit，一前一后在拍卖，作者
大概把它们误会成同一本书了）
休谟尔《1644-1912年之清代中国名人》（A. Hummel: Eminent Chinese of
the Ch'ing Period〈1644-1912〉）→恒慕义（Arthur W. Hummel）《清代名人
传略》
苏埃曼纽尔《危机论：中俄外交之研究（1871-1881年）》（Immanuel G.J.
Hsu：The Ili Crisis. A Study of Sino-Russian Diplomacy1871-1881）→徐
中约（Immanuel C.Y. Hsü）《伊犁危机：1871年-1881年中俄外交之研究》
（作者把C.Y.Hsü误拼成G.J.Hsu）
苏伊姆（I. Hsu）编《中国近代史之解读》（Readings in Modern Chinese
History）→徐中约（Immanuel C.Y. Hsü）编《中国近代史史料选读》（同一
位“徐中约”，作者前后翻译成“苏春月”、“苏埃曼纽尔”和“苏依姆”，可
谓荒唐之极）
布雷斯特赛德《15世纪中国对中亚及南亚邻邦的政策》（E.Bretschneider:
Chinese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
during the Fifteenth Century）→薄乃德（Emil Bretschneider）《十五世纪
中国与中亚及西亚诸国交涉考》（原文明明是“西亚”，作者却译成“南亚”）
福彻斯《满洲里概况》（Materialien zur Karlographic der Mandjuzeit）
→福克司《清世地图史料考》（书名原文拼写有误，正确拼法是 Materialien
zur Kartographie der Mandjuzeit）
出版地和出版社的误译：
郎文、格林和伦敦（Longmans, Green and Co., London）→伦敦的朗曼格
林书局
至于一般的误拼和误译，这一章里可以说比比皆是，举不胜举。这些问题要
是偶尔出现一下，大概还不算什么，要是太多了的话，那只能说明作者（她在
“后记”中称这本书为“心血之作”）和编辑（“后记”中提到“编辑同志们的
敬业和严谨深深感染着我”）实在太不珍惜清华大学和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招牌了。
这些错误里面最离谱的，当属把“蒋介石”（Chiang Kai-shek）翻译成“常凯
申”。作者身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副主任，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博士（清华大
学历史系网站上说作者于1995年1月在“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”获得博士学
位，什么专业不清楚，同时却又说她于1991年3月到1995年1月在“俄罗斯圣彼得
堡国立技术大学”留学，这里面不知是否含有什么“技术”成分），长期研究中
俄（包括中苏）关系史，竟然闹出“常凯申”的笑话，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光荣传
统，我看也快走到尽头了吧。中央编译出版社标榜的那两句口号“让中国了解世
界，让世界了解中国”、“思想文化的摆渡者——在东西方之间”，在“常凯申”
的衬托下尤其令人感到荒谬绝伦。自“门修斯 ”（Mencius）事件发生之后，相
信“常凯申”必将成为读书界议论的话题之一。
延伸阅读：
1）Chiang Kai-shek: China's Destiny, authorized translation by
Wang Chung-hui,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Lin Yutang, New York: Macmillan,
1947.
2）蒋中正：《中国之命运》，重庆：正中书局，民国32年3月初版。
按照王氏翻译，上面的延伸阅读应该是：常凯申：中国的命运，由王充慧权
威翻译以及由林玉汤介绍，新约克，麦克米兰，1947
(XYS20090602)◇◇新语丝(www.xys.org)出现以上误译，窃以为不单是文字问题，而是这位教授缺乏中国文化历史基础知识的表现，也与治学缺乏严谨态度相关，此亦当前的通病，不过这位教授不幸遇上好事者被揭露出来而已。---五柳村编者，2009年6月3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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